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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成都,兔脑壳是夜猫族们的常见宵夜



    在当时的成都,兔脑壳是夜猫族们的常见宵夜

    「啥子麵?」何老闆从和常客的对话里抬头瞥了我一眼,一如往常粗鲁地问我要哪种麵。

    「二两海味麵,一两担担麵。」我一边回答一边把我的书包丢到地上,在距离川流不息的脚踏车潮不过几公分的地方,在摇摇晃晃的凳子上坐了下来。我根本不需要看黑板上粉笔写的十来种麵的名称,因为自从我到了成都,几乎每天都在何老闆这边吃麵,麵的种类我早就记住了。

    何老闆向他的三四个年轻伙计大喊了我点的东西,他们在麵店里的炭炉后忙进忙出,玻璃橱柜里放着碗装的调味料,有味道浓厚的红油、花椒末、葱花、酱油和醋、盐巴和胡椒。旁边还有一锅锅满满的鲜汤和炖物放在电子炉上煨煮,一束束刚做好的麵条弯弯地放在竹编的篓子上。在店前面,正对着街全景的位置,两口巨大的铁锅里滚烫的沸水冒出了热腾腾的蒸气。

    我看见店里的年轻人在料理我的午餐,把香料和红油滴进我小小的担担麵碗里,在海味麵的大碗里洒一点点盐巴和胡椒。重量刚好的麵被抛进锅里煮,没多久,冒着热气的麵碗就送到我的桌上了。海味麵一如往常,丰富得让人心满意足,海鲜高汤淋上滷猪肉和竹笋、香菇、虾米、淡菜等配料。至于担担麵嘛,绝对是城里最好吃的,甚至是任何人吃过最好吃的。

    看起来很简单:一小碗麵,上面放了一汤匙深色、鲜嫩的牛绞肉。但只要你一用筷子拌开,就唤醒了碗底油亮亮的香辣调味料的风味,每根麵条都裹上了由酱油、辣油、芝麻酱和花椒混合而成的酱汁,结果让人精神为之一振。只要几秒钟,你的嘴巴马上就像着火了一样。嘴唇因为受到花椒的突击开始颤抖,全身因为发热而活了起来。(天气温暖的时候,你可能会开始满头大汗。)

    何老闆的担担麵是效果强大的兴奋剂,是治疗宿醉或心痛的特效药,也是甩开成都阴郁潮溼气候的万灵丹。我们这些学生像上瘾般臣服于它的味道。很多人都像我一样,会点一份味道比较清爽的汤麵,像是番茄煎蛋麵或是海味麵,再点一碗小的火辣担担麵,像是喝淡酒后会追加的那杯烈酒一样;不过生活追求刺激、喝酒喝得凶的俄罗斯人和波兰人总是会点整整三两的「担担儿」。我们坐在街边不稳的桌子旁狼吞虎嚥,呼啸而过的脚踏车不时会碰撞到我们,计程车的喇叭声与排放出来的臭气也对我们展开攻击。等到我们吃完了,我们会向何老闆要帐单,他就会把这些零头加总,接过我们皱巴巴的纸钞,在他小小的、半开的木头抽屉里翻找零钱。

    担担麵是标準的成都街头小吃,这个名字就是来自传统街头小贩为了运送货物挑着的竹担。「担」当动词用的时候,指的就是肩挑扁担的动作。城里的老一辈居民都还记得过去卖麵小贩的叫卖声迴荡在旧巷弄里的日子:「担担麵!担担麵!」小贩会在他们习惯的地方把扁担放下,拿出他们的炉子、煮麵锅、装麵的碗筷,还有一罐罐的调味料。僕役一听见叫卖声,就会冲出古老木造宅院的大门帮他们的主人点碗麵;在茶馆里哗啦啦洗牌打麻将的人,也会为了吃一碗麵而暂停;路过的人则在街头就唏哩呼噜地吃了起来。麵用小小的碗装着,一次一两的分量,恰好让你止饥,价格又够便宜,几乎人人都吃得起。

    在成都的生活常常让我们外国人有超现实之感,每天都会有最不合乎常理的事发生,反正我们这些留学生几乎不可能有「正常」的生活。不管我们做什幺,在当地人的眼里一定都是奇怪又让他们感兴趣的。

    我们受邀参与广告和电影演出,我们的脸被印在肥皂的包装上,我还曾在一个游乐园待了一天,穿着西班牙佛朗明哥的装扮,顶着全副舞台妆在广告中扮演一个角色,因为导演说我的眼睛「充满神祕感」。就算我们努力要以谨慎且平淡的方式过生活,我们所到之处还是会引来人潮和惊呼连连。实际上来说,这倒是给了我们一张什幺都能做的通行证。

    在如此奇异的环境中,我的口味变得愈来愈有冒险精神也是很合理的。一开始我就像大部分的外国人一样,把我的小船儘量驶离中国菜的漩涡。和朋友去外面吃饭时,我会点鸡肉或猪肉,而不是青蛙或泥鳅,会选肉而不是内脏类。

    但是随着我的中国朋友愈来愈多,我就愈来愈不可能维持这种挑剔的口味,就算只是出于我的英式礼貌也是一样,因为有些中国人表达好意的方式,就是把猪肠或是软骨纷纷夹到我的碗里,显示他们对我的特别关照。

    我记得一次让我寒毛直竖的恐怖午餐经验。我的中文老师介绍我认识了一位亲切的烹饪史学者,他邀请我一起吃火锅,然后「为了我」点了一整盘昂贵的猪脑。他用一个小金属网杓挖起猪脑,放进略滚的火锅里涮了一下,然后把猪脑放进我装了调味料的碗中,没入麻油和蒜末里。一开始我还想把猪脑藏在大蒜下面,再用活泼的对话转移他的注意力,好让我能偷偷把它丢到放鱼骨的厨余盘上。但是这招没有用。每次我因为某种无力的藉口而把猪脑「弄掉」了,他就会把更多的猪脑送进我的碗里。最后我还是吃了,是种不情不愿的屈服。猪脑吃起来像是奶黄酱那样软,味道浓厚得吓人。

    有时候我对某种食物的保留态度,会仅仅因为喝醉了就弃守防线。在一九九四年的成都,兔脑壳就相当于在英国当宵夜吃的沙威玛,这种点心我是从一个加拿大朋友那边听说的。我看过兔子头恐怖地在玻璃柜里排排放着,没有耳朵也没有皮,露出尖锐的牙齿,用兔子圆圆的眼珠直直盯着前方。光是想到要吃这东西就让人想吐。但有一天晚上,在我跳了很久的舞之后,我又累又饿地来到了一个路边摊,酒精让我神智不清,于是我吃了生平第一份的兔脑壳,做法是切半后放到锅子里和辣椒与葱快炒。我没有要在此形容颊边肉的丝滑浓郁、眼球入口即化的顺口、兔脑多层次的软嫩;我只是要说,从那天起,我几乎每周六晚上都会吃兔脑壳。(后来我才知道在四川,形容两个人火热地接吻就叫做「啃兔脑壳」。)

    感情当然也助长了我的无所不吃。基于对我朋友的深厚感情,当他们满怀好意,用带着热切与期待的表情交给我一份微微抖动、外表可疑的食物时,我实在是无法拒绝。我也愈来愈喜爱成都,喜爱四川,喜爱中国。有时候就算是最让人反胃的东西,只要是和一个熟悉并喜爱的地点有关,吃起来也会是美味的。

    除了内脏和奇特的珍馐之外,有些难以想像的点心也变成了我中国美食风景画里的一部分。所谓火腿肠是一种浅粉红色的香肠,是用不能说的组合猪肉和穀类做原料,灌进红色塑胶肠衣里做成的。在中国每个火车站的月台都买得到,吃火腿肠是长途火车旅行仪式的一部分。这样食物至今还是会引起我的乡愁,我偶尔还会忍不住买它,但其实在英国已经没有任何诱因让我去吃它了。另外「大大卷」泡泡糖也让我吃上了瘾,这是装在扁圆形盒子里卖的长形、捲成像缎带一样的口香糖。这种口香糖可能就是直到二十五岁都有一口好牙的我,从四川回到英国之后得补七颗牙齿的原因。